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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开公赌(1) “发明创造”(1) “发明创造”(2) “发明创造”(3) 时开时禁(1) 时开时禁(2) 时开时禁(3) 禁赌闹剧(1) 禁赌闹剧(2) 顽劣孩童(1) 顽劣孩童(2) 独闯香江(1) 独闯香江(2) 贵人提携(1) 贵人提携(2) 挑水厨师(1) 挑水厨师(2) 独立门户(1) 独立门户(2) 克绍箕裘(1) 克绍箕裘(2) 贩卖军火(1) 贩卖军火(2) 龙督开赌(1) 龙督开赌(2) 喜雨攀龙(1) 喜雨攀龙(2) 趋龙附势(1) 趋龙附势(2) 外行赌商(1) 外行赌商(2) 外行赌商(3) 越界侵权(1) 越界侵权(2) 越界侵权(3) 有恃无恐(1) 有恃无恐(2) 有恃无恐(3) 龙去陆进(1) 龙去陆进(2) 嗜赌粤督(2) 嗜赌粤督(3) 嗜赌粤督(4) 畏罪潜逃(1) 畏罪潜逃(2) 畏罪潜逃(3) 化险为夷(1) 化险为夷(2) 番摊赌牌(1) 番摊赌牌(2) 长堤烟花(1) 长堤烟花(2)
首开公赌(1)
晚清时的广东，最早纳入公赌的赌种是围姓。
何为围姓？围姓是科举的别称。在封建社会，科举是学子步入仕途的主要途径，在世人的眼里，该是何等的神圣。
明清时代的科举分级别举行，省考（乡试）在秋天，故叫“秋闱”，中榜者为举人；京城会试在春天，叫作“春闱”，及第者为贡士；殿试在会试同一年举行，及第者统称进士。科举分文武科，另还有学政的岁考、科考。科举时代的试院称闱院。闱院用土木构成围栏围墙，考生坐在“围”中面壁答卷；所谓“姓”，特指参与科考的学子及中榜者之“姓”。
“围姓”即是一种利用考生姓氏而进行的博戏。
相传围姓起源于清中广东山紫村机房中人的斗彩，文人们先将参加科考者的姓氏搜集起来，剔除大姓，猜圈能中榜者，待揭榜后核对猜圈的准确性，输者出酒钱。初时的围姓只是文人间的娱乐，其后，慢慢滑向赌博，流传于民间。围姓具有大众化的特点，不似赌桌上的聚赌，通常只能数人对赌；而围姓赌，参与者可以成千上万乃至无限，于是民间的赌商便以围姓聚众开赌，获利甚丰，参与者再也不限于文人了。
咸丰十一年（１８６１年），广东贡院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焚毁，官府无力修复，而省级科考又必须在贡院如期举行。去过澳门的绅士提议，不妨仿照澳门的做法，采取围姓筹资用于修院经费。这一无奈之策得到众人附和，于是一批著名的绅士请求官厅，官厅在两广总督劳崇光、广东巡抚耆龄的肯许下，同意他们以围姓博艺两年，收入用于修复贡院。两年后，围姓停办。贡院落成（院址即今日的广东省博物馆），总督劳崇光还出席大典。
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例官府批准的赌博活动，与大清律例的赌禁背道而驰。清政府与历代王朝一样，严令禁赌，犯者或斩首、或笞杖、或囚禁、或徙流；若是官员，革职、抄斩、枷号、鞭挞。历代虽有聚众赌博的赌商，但都是违法暗行，不敢公开聚赌，更没有官府公然开赌。
这次围姓赌博竟太平无事，虽然广东官府声明只办两年，下不为例，但官僚们无不从官方开赌中看到一条筹饷的财路。此后数十年间，围姓或开或禁，一则看地方财政之状况，二则看总督和巡抚的胆识。官府开赌，自然不限于围姓一种，凡大众化、商业化的赌式都有可能得到官府的钟爱。
官督商办，赌商承饷，赌饷从此与广东财政结下不解之缘。
围姓的具体赌法是票局立规，剔除张、李、王、陈等大姓，这些大姓考生多，中榜的也多。围姓只限于在票局规定的小姓中猜圈，在乡试、会试、岁考、科考之前，票局把参加考试的小姓公布，参赌者从中圈画２０个姓为一票，票价一般一元，票局收票后发给参赌者一张号码凭据，作为揭榜后中彩领取彩金之用。票局以圈姓命中率高低决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级别，彩金分头彩、二彩、三彩，一千票为一簿，即票资1000元。票局拿出600元派彩，200元充饷，另200元作为票局的毛利。头彩最高可定300元，就是说若买一票高中，就能获得３００倍的回报，怎不令赌徒朝思暮想、趋之若鹜？其实参与者想中彩，何其难！票商虽然每局所获不及幸运赌徒，却是赚“梗”（定），每簿都有百元以上的纯利。
围姓赌博，最初只有乡试一种，为了扩大聚赌机会，渐扩大至其他官方考试，最后连县、府两级的小试也纳入围姓赌。
围姓牟利之巨，唯鸦片贩卖能与其比肩。但鸦片生意风险颇大，围姓则是官府恩准的“公益”事业，无虞风险。显然，要想获得承办权，须与官府关系密切。围姓还不比一般的赌种，非地方上的儒商方能承办，否则，一般的赌商连围姓的“姓”也搞不到，遑论开办围姓赌了。历任承办围姓的儒商之中，刘学洵名气最盛。
刘学洵为广东香山人，字慎初，粤省著名大儒，曾授翰林院翰林，任候补道台。刘学洵虽是会试三甲，却在仕途很不得志，于是回粤转为经商。围姓公赌及私赌，皆需主考的学政大人关照，刘学洵是翰林出身，与广东贡院的典试官们交谊颇深，刘学洵深知经营围姓之赢利。他做过一阵子茶商，便改做民间赌商，充分利用他与贡院的密切关系，先后在广州、澳门开设围姓赌馆。
光绪十年（１８８４年），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，时值中法战争爆发，军饷激增，张之洞力排众议，复开围姓公赌，将围姓承包给富有围姓经营经验的私赌儒商刘学洵。在李翰章（李鸿章兄）、李鸿章督粤期间，刘学洵再次荣获围姓公赌承办权。其中，在李鸿章手中，刘学洵的围姓公司年承饷达２００万之巨。按照围姓总投注额的分配比例，两成充饷，两成为票局毛利，那么刘学洵的围姓公司的年收入肯定在２００万元以上。因为年饷是签约时协定的，实际上总投注额会超过预计的总额。那时，一艘千余吨的新造战舰，价值１０多?元，刘学洵围姓公司盈利状况，可见一斑。
刘学洵在广州城西第八甫设有“富贵”、“京华”两票厂。在西关荔湾建有刘园一座，大屋精舍，皆有画廊相连；假山荷池，绿荫花香，堪与当时著名的海山仙馆媲美。刘氏一家穷奢极侈，连满清贵族也汗颜。话说张之洞虽力主将围姓承包给刘学洵，但他发现，刘学洵票厂的收益情况远远超出协议时的估算，年饷不可更改，便欲令刘学洵另作捐款。刘学洵叫穷，张之洞一怒之下，以查抄现银之由没收了刘学洵的刘园。刘学洵带一妻八妾逃往杭州，他早有准备，先前就在杭州建有刘园一座，气魄不亚于广州的刘园。张之洞卸任离粤，刘学洵卷土重来，东山再起。
刘学洵财大势大，加之他走的是先官后商之路，声望及权势不是一般民间商人所能比拟。《中华赌博史》说刘学洵：“借金钱的魔力，（刘学洵）一手支配广东政府的支出和试官私囊的收入；加之刘一意交结权要，势倾一时，其金钱势力更足以左右士子（考生）之成败、官吏之进退；典试官如主考、监临、提调等，都要仰他的鼻息。”
“发明创造”(1)
围姓为中华赌博史上最早的，属于宽泛意义的彩票博戏。它的最大“贡献”是为官府开辟了一条应急的财路。诚然，官府和赌界，都不会满足于这一种公赌博戏。在此，广东的赌界人士的聪明才智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，“发明创造”层出不穷；而官府大人“慧眼识珠”，及时将民间的流行的新赌式，纳入公赌轨道。
继围姓之后，纳入公赌的赌种有番摊、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。其中山票、铺票、白鸽票等，纯粹为广东赌商发明。
山票
山票及后面介绍的铺票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彩票，严格地讲是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彩票。在中国赌博史的长河之中，彩票发育最晚－－清朝时才在广东赫然问世。山票呱呱落地便在广东赌坛中唱主角，肩负起力挽围姓取消、赌饷空虚的“大任”。它几乎没有经历过偷鸡摸狗、违例私开的痛苦期，立即就被督署衙门看好，披上合法外衣，堂堂正正聚众招赌。 山票铺票的发明，不能不佩服广东赌商的精明。当然，广东的赌商不是凭空发明，前面介绍的围姓赌博，就带有彩票意味，又不是真正的彩票。围姓可以猜测，尤其是地方的乡试，与典试官有联系的人士可以探听有关机密。如参考的学子“有才有财”，中榜机会极大，圈画必中；若“有才无财”，考生试卷令考官大人满意，中榜希望较大；若“无才有财”，可以重礼贿赂考官，入榜不会太难；若“一财（才）”都没有，名落孙山则成定数，若圈画此姓便增添了一分败数。胜数多者，必然是与典试官有关系的人士，围姓票商也必然会与典试官搞好关系，对中榜者有个底，然后就叫亲戚朋友买票圈画中榜率高的姓。
票局连中彩的机会，也不轻易让给蒙在鼓中的票友。
纯粹含义的彩票不可猜圈，但围姓这种准彩票具有广泛的参与性，又不能不引起赌界人士煞费心机。
广东与澳门的赌博，从来就是互通有无。澳门就曾有过彩票品种，由洋商经营，是现代意义的号码彩票。由于洋商不擅沟通中国赌徒心理，中国赌徒除博钱外，还喜欢以博寻欢求娱。单调的号码彩票无法引起中国赌徒的浮想；死板的开彩方式更无法营造乱哄哄的热闹场面；另外洋号码大多数人看不懂，人们习惯繁体字数字，排斥简单的阿拉伯数字（如１、２、３、４），这就注定了洋彩票在澳门成不了气候。
但洋彩票给广东的赌界人士启迪，这种博彩绝对公正公平，中彩完全是凭运气。过去围姓赌博曾发现舞弊事件，致使不少赌客退避三舍。
于是就有了山票、铺票这类富有中国特色的彩票。
山票是以汉字取代号码（实际上也有号码，但开彩不根据号码，而是做领彩的票根），从《幼学千字文》中选出１２０个字，从“天地玄黄”到“遐迩一体”（中间删去“吊民伐罪”这４个不吉利的字）。投买者任意在１２０个字中选出１５字为一票，票值即是投买者下的赌注。投买者留下票根，若中彩可凭证领彩。彩金分一彩、二彩、三彩，投买总额的６５％派做彩金。山票每月开3次，全年开３６次。有的票厂每一千票为一组开彩，这样每一次开彩分若干回，一年就有数百至上千回。
“发明创造”(2)
开彩采用摇珠法，又叫球卜法。需备两套珠（或球），一套是分别刻有字的无色大木珠，共１２０个字珠；另一套无字有色，其中白珠９０个，红珠３０个。开彩在一个台子上，台子两侧分别放有橄榄形的大圆筒。届时票厂人士、公证人到场，参赌者及局外人可任意参观。荷官把无色的字珠放入左边的圆筒，把红白两色的珠放入右边的圆筒。插上关闸用力摇搅，把字珠和红白珠搅混。然后，拔开关闸，每摇一次，左边滚出字珠，右边滚出色珠。若左边滚出个“光”字，左边荷官便高唱“珠称夜光的‘光’字啊！”右边的荷官，若滚出的是红珠，就应一声“中”；若是白珠，就唱“吉”（粤语中“吉”字作“空”字解）。所有出的有效字珠，全悬挂在竹篙上，越往后，气氛越紧张，参赌者计算自己圈划的字，或高声喝彩，或垂头丧气。全部出完，便有３０个与红珠对应的有效字，票友留在票厂的正票，以中字多少来决定是否中彩及中彩等级。
这种开彩法无欺诈，气氛热烈，大受赌徒欢迎。
铺票
与山票相比，铺票的慈善色彩更浓。
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乡镇地势低洼，一遇涨水便发涝灾，“桑基围”（桑基是广东特有的经济作物田塘，围指堤堰）常发生崩溃。修复加固堤堰的费用不可能倚赖向农民加征水利税，常用的办法，是要财主商家认捐。这种摊派式的捐款，令许多富家怨声载道。
光绪年间，南海、番禺、顺德、香山的地方绅士，为筹水利款，改原有的摊派为“捐借”，即向商家捐借后由地方负责偿还，但还本不付息。这种做法深受商家的拥护，也算得为地方水利建设做了一桩善事。地方为还“捐本”，只有借助于铺票这种彩票。
具体做法是以当地的商铺号为单位，向各商号捐借银款（假设为）10两银，须１２０家商铺认捐，共计1200两银水利基金。所认捐之商铺，均有商号刊于票底，如祥发、鸿业、裕民、广信等等，这种彩票就叫铺票。
１２０个商号全部以盖印章的方式印在每一条票上，投买者圈画１０个商号为一票，每票票值通常为一两，1000票为一簿，每一簿收银1000两，即可开彩（也有满1200两银为一簿）。开彩开出２０个有效商号，以确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等级。彩金分三等，1000两总票资中的600两派彩，归中彩者分得；100两用于偿还商铺捐资，以认捐先后偿还；还有100两作为铺票“义会”的办事经费及纸张印刷成本；最后剩的200两就是铺票的宗旨－－派做修筑堤堰沟渠的专款。若商铺共捐借1200百两银，每次还100两，就需开彩１２次，最终筹得的水利经费则高达2400两银。
开彩采用摇珠法或卜杯法。卜杯又叫抛杯，分阴阳两种杯，也是一种公开公平的开彩法，但较摇珠更具迷信色彩，卜杯在神庙举行，抛杯前还要祭祀神仙菩萨。
铺票义款并不限于“桑基围”，修路架桥、兴学赈灾等都可采取铺票形式。光绪末年，李鸿章招商承办番摊的同时，也把铺票与“海防经费”挂钩。那时期，合法赌馆均悬挂“海防经费”的灯笼，“海防经费”成了赌馆的代名词。
铺票义会，商家须承担一定的风险。有的地方，最后铺票无法推销出去，商家要如愿收回捐本就成问题。因此，在这些地方，取消以捐借先后偿还捐本，而是每次开彩后，平均偿还所有捐借商号的部分捐款。铺票义会，仍会受到社会人士的谴责，仍有被禁之虞，一旦禁止，商家的“捐款”就成了真正的捐款，不能偿还。
“发明创造”(3)
在铺票义会后期，所圈画的字不再是商号（但票底仍印有商号），而是请绅士作一首似诗非诗的颂章，五言一句，如“商号辉百粤”、“多财景通妙”、“福禄寿连增”、“万载沛余香”等，全都是颂扬商人功德、恭喜发财之句。全文共１２０字，以供投买者圈画。
中国自古重仕轻商，商家为富不仁，他们即使捐了钱，也是应该的，何须以此美文颂扬？这种情况，大概也只有商品经济活跃、观念趋新的广东才会出现。
白鸽票
传闻白鸽票产生于道光年间，另有一说是在光绪末年。那时维新派竭力主张以新学取代旧时科举，朝廷争议中维新派渐占上风，若科举一旦取消，围姓也就失去存在的根基。在围姓生死存亡关头，善于随机应变的广东赌商就以白鸽票作为替代围姓的赌式，当时的白鸽票有个别名叫“小围姓”。
但白鸽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彩票，它与围姓博戏相去甚远，与山票的戏法最为接近。白鸽票也是圈字，只是可供圈画的字较少，仅80个字，故有“八十字有奖义会”之称。字源与山票一样，也是来源于《幼学千字文》，从“天地玄黄”到“鸟官人皇”。投买者圈10个字为一票，开彩开出20个有效字，以中字多少决定是否中彩及彩金等级。
白鸽票名称的来由，是利用白鸽开彩，８０个字卷成小球，白鸽衔出２０个小球，就是所开的字。这种开字法简单公平，白鸽只需稍加训练就会去衔那些吃不得的纸团。
中原赌界人士，一直讥讽广东赌博是白丁博钱（旧指没有功名之人为白丁，功名多以求学科举获得，白丁又特指文盲），博戏的品味太低，白鸽衔字只能显出广东人的“愚蠢”。后来广东较流行师爷查字开彩。查字规矩繁杂，非儒生开字不可，师爷依规查字，无法作弊。字分上下层，如“寒来暑往”，以“秋收冬藏”对；“金生丽水”，以“玉出昆岗”对。对应字不能开齐（即全部入选），有诸多的限制。师爷开出的字，逐一悬挂于堂（事先备好写有字的锦帜），供人核对，开字越往后，胜负越明朗，气氛也就越紧张。开字完毕，燃放爆竹。 白鸽票的彩金分成六等，它不像围姓、山票、铺票那样，以圈画胜字数量多寡论定彩金等级，白鸽票的胜负是事先确定的：若中10字（全中）得十两银，中9字得五两，中8字得二两五钱，中7字得五钱，中6字得五分，中5字得五厘，以下皆为输。白鸽票开彩，往往会空缺头彩甚至二彩；当然有时会出现数个头彩，令一会总票资不够付彩，票商就要垫出老本。
白鸽票一票赌注三厘银，一千票为一会（以票面的号码为凭，票局不可卖出逾一千号的票），卖满一千票即可开彩（也可积累若干会，到指定日期连开数会）。若中头彩，可得相当一票赌资３３３倍的重彩。与山票、铺票一样，是一种“一两博千金”的赌法。
但与山票、铺票还有不同。山票、铺票是赌徒互博，看谁赢得总额不变的彩金；作为庄家一方，所提取的毛利也是固定的，赌商可谓包赢不输。而白鸽票是庄家与赌徒对博，尽管派彩的等级数量有利于庄家，庄家仍有背运的时候，不但赔光所有投买者的赌注，还会蚀老本。当然这种情况很少，最终的大赢家仍是坐庄的赌商。
白鸽票在清末就在中南、东南广为流传，并且冲出国门，传到美洲大陆。到民国时，开彩除衔字法、查字法外，多流行摇珠法。白鸽票在澳门，从诞生起一直到今天，都是热门彩票，开字法采用电脑，故称电脑白鸽。
晚清时广东赌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禁赌的呼声与开赌一样炽热。
时开时禁(1)
大清律例严禁赌博，不过酷律是一回事，执行又是一回事，原因是上至朝廷官员、下至衙门差丁都好赌。赌风盛行，赌徒遍地，但没有人敢公开聚赌，赌馆皆是没有招牌的地下赌馆，赌商是一种不合法的身分。
１８６１年，广东首开围姓公赌，筹款用于修复贡院。官府申明：只许承办两年，下不为例。两年期满，果然停办，但围姓私赌却风风火火流行于民间。
同治二年（１８６３年），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。其时，经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双重打击，清廷国库和广东省库空虚，虽然贡院靠围姓扶持得以修葺，但广东的清军却匮乏军饷给养。郭嵩焘决定拿赌商开刀，他先出禁赌告示，后查获天和等围姓赌馆。郭嵩焘判罚14万两银充作军饷，被罚的赌商为保身家性命，皆如数缴清罚款。
此案开启了巡抚大人的心窍，若一味严禁重罚，以后还有谁敢私开围姓？没有围姓赌博，罚款充饷就断了来源。于是，郭嵩焘采取“寓禁于征”的办法，招商承办围姓公赌，以绝私赌；商办围姓，向政府缴纳年饷。年饷由原来的数万元，逐年增至逾十万元。
广府上缴国库的军饷圆满完成，清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默许广东围姓公赌连开８年。同治十年，御史邓承修上奏，请求禁止广东征收赌饷。清廷不能装聋卖哑，当年谕令两广总督瑞麟、广东巡抚张兆栋取缔一切围姓。
此后围姓禁而复开，开而复禁，就到了光绪十年（１８８４年），洋务派张之洞任两广总督。当时，中法战争爆发，直接危及省府、珠江三角洲和广东沿海的安全。张之洞欲筹设兵工厂、钱局、虎门炮台和秀英炮台，军饷奇缺，而军费开支剧增。张之洞申明大敌当前、民族存亡之大义，下令招商承饷围姓，承办者为围姓儒商刘学洵。
赌禁一开，官员中立即爆发“严禁”与“弛禁”之争，奏本频频急驰清廷。次年１１月，张之洞联手在粤的钦差大臣彭玉麟、广东巡抚倪文蔚复奏，准予围姓招商承饷。张之洞承诺将从围姓捐款内提取20万元，交给清水师提督方耀，支付清水师在黄埔船坞建造“广元”、“广亨”、“广利”、“广贞”等四艘炮舰款项。四艘炮舰巡驶在省河及虎门一带的珠江口，令法国战舰不敢贸然进犯珠江口及省城。
时开时禁(2)
赌博竟为反侵略战争作“贡献”，“严禁派”一时无法可说。而“弛禁派”则“理直气壮”：围姓私赌，禁而不绝，政府无法征饷，军饷不足，只有向百姓增收税捐，民怨鼎沸；弛禁围姓，暂且招商承饷，既可减轻百姓重荷，又可令禁而不绝的围姓私馆难以生存，还可充盈国库省库，实在是利国、益民、富省之无奈“良策”也。
张之洞之后，李翰章督粤。他继承前任，暂且弛禁围姓，将围姓承包给公和及瑞成两家赌博公司，两公司报效80万元，６年分摊（年饷除外）。两家公司在省城及郊外分片售票，刘学洵的公和公司原本就霸占了省府的有利区域，所收的票资远远多于在外围发展的瑞成公司。
另外，刘学洵还是老师馆的后台之一。所谓老师馆，源于番摊馆的后台成员，后台是翰林或进士等绅士的叫老师（番摊）馆，后台是驻扎官堆的武弁军人叫官堆馆。民间赌商欲开番摊私馆，须这些权势人士庇护，方能斗胆经营，每日向庇赌的后台孝纳银元数十至百元不等。
当时总督衙门尚未开放番摊，官方不便招商承办征收番摊饷，但李翰章准许征收陋规，一年竟达40万元。陋规是一种对不良行为及行业的强迫性征收捐款，“以罚代禁”。类似今日某些地方向工厂征收排放废气污水费，工厂便获得排污的“合法”权利，维持现状。李翰章亲自插手陋规征收，随意性很大，当时武员李世桂包庇的一间大番摊馆，因为与李翰章“识做私了”，李翰章竟特许年缴陋规一万元。
广东巡抚马丕瑶上奏朝廷弹劾李翰章贪劣，认为征收番摊陋规，实则承认番摊合法，主张禁止收受番摊陋规，严禁番摊及围姓，对两者赌商一体查办。然而，不久，马丕瑶暴卒，传言为庇赌者所害，苦无实证，不了了之。禁赌也随之流产。
李翰章去任后，谭钟麟继任，谭氏继续开赌，只是不予刘学洵续办围姓。
光绪二十六年（１９００年），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，比其兄翰章，犹过之而无不及。刘学洵在张之洞督粤期间承办围姓，承饷远远高出另一家公司，业绩骄人，李鸿章便把省府的围姓承包给刘学洵一人经办，年饷200万元，令赌坛巨富刘学洵锦上添花，名声远播。
李鸿章有现代海军之父之称。甲午战争，李鸿章一手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为李鸿章人生中的一大悲剧。李鸿章署督粤桂，沿海有英、葡、法等列强海军，粤海水师实力单薄，大清南疆，岌岌可危。振兴大清水师、巩固海疆，亟不可待。然而，慈禧太后宁可把海军经费派做修建颐和园，也断然不肯增拨海防军饷。
李世桂以李鸿章兄长之朋友的名义，与李鸿章攀上关系，说服李鸿章将番摊招商承饷。李鸿章觉得这是个好办法，因为过去征收的陋规钱额太少，并且会产生经办官员牟取私利之漏洞。但李鸿章不敢贸然开禁，怕招致禁赌人士和政敌的非议。
正巧这年，广州西关番摊赌馆发生命案（番摊为博钱类赌式之一，须聚台押注及开彩，较之彩票，赌博意味更浓，也更易发生争斗），给李鸿章找到“正当”理由，他下令革除陋规，由官厅收饷准予承办番摊，筹饷派做“海防经费”，并申明严禁番摊私赌，一旦查获，严惩不贷。
时开时禁(3)
李鸿章将省府番摊，承包给“查办西关赌馆命案有功”的李世桂，年饷200万元。番摊是一种面对面的赌博，极具刺激，参与者十分踊跃，李世桂将“海防经费”的灯笼高高悬挂，盈利滚滚而来，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。
粤省赌界，“文有刘学洵，武有李世桂”之说，广为流传。
此刻，老牌赌商刘学洵面临围姓行将灭绝的危机。朝野提倡新学，废除科举的呼声越来越高。未雨绸缪，李鸿章在科举还未废除前，便下令开放白鸽票（小围姓），以取代行将退席的公赌“元勋”围姓。但白鸽票却没有承包给面临“退休”的赌坛宿将刘学洵，而是批给有李世桂参股的票厂承饷，年饷30万元。
不久，李鸿章去任，陶模总督粤桂。陶模的权势魄力，远不及李鸿章，故急于建功立业，矢志禁绝粤省所有赌博。还在陶模与司道们商议奏本之事时，粤省就有人与清廷急传信息，京中马上电驰两广总督衙门，电文：“此事既许承商，试办数年，万不可中途失信。”看来，朝廷最关心的是粤省能否如数上缴国库款额，而不是维护大清律例的严明。
至光绪二十八年（１９０２年），清廷仿行宪政，议定改革考试制度，废除科举（注：到１９０５年，慈禧太后下令后，正式取消科举）。广东广西的围姓面临灭绝，陶模联手广东巡抚合议以新赌种取代围姓赌饷，新开的赌种有山票、铺票，年饷有百余万元，承办商为区萝屋和苏域农。围姓大赌商刘学洵审时度势，觉得偏门生意还是趁早收山为好，以免像赌徒穷赌一朝博尽。他再度远去杭州做寓公，把围姓公司交给属下打理，不再在广东赌坛露面。 至此，广东的五大赌种，围姓、番摊、白鸽票、山票、铺票，先后皆纳入官府的合法公赌。
广东赌界出现“百花齐放”的热闹场面。
禁赌闹剧(1)
光绪二十四年（１８９８年），岑春煊任广东布政使，谭钟麟任总督。岑春煊是光绪武科举人，少年得志。谭氏年迈昏庸，有“盲谭”之称，但在贪敛上一点也不含糊。上任伊始，刘学洵的围姓专营期满，据说谭氏待价而沽，结果宏丰老板给的私银更多，围姓自然非宏丰莫属，报效费一次缴足160万元（比刘学洵原来缴纳的一次性报效费少40万元），谭氏还拟弛禁番摊私赌。
岑春煊对谭督无视他这个布政使之存在不满，岑春煊父亲是“剿平云南回民起义之功臣”、晚清著名将领，官至云贵总督。岑春煊本人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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